想象一下，在一张空白的画布上，你可以对一个全新的城市进行总体规划;在新的石板上绘制道路、住宅、商业和公共空间，打造其独特的城市特征。每个城市规划师都幻想过从零开始设计一座城市，幸运的是，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想法正在转变为现实的机遇。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整体规划的新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拔地而起，其中大部分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目前有超过150个新城市正在建设中。这种新型的城市发展在新兴市场表现出了极为诱人的吸引力。在新兴市场，它们被作为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从农业和资源型经济跨越式发展到知识经济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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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布斯》报道，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城市建设运动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引人注意、且被误解最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之一。
Sarah Moser博士是麦吉尔大学教授，同时担任新城市实验室的主任，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她认为“新城市试图创建一个新的、相对自给自足的城市区域，在地理上与现有城市分离，有自己的名字，并与现有城市分开管理”。与郊区或现有城市的分支相比，它们是有目的建造的有机体，拥有自己的身份，呈现出一张干净的面孔，提供了许多机会，这样的新兴城市对私营部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这一波新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倾向于用自己的品牌、身份和愿景来进行自我推销——这与初创企业向投资者推销自己的方式大相径庭。通过乡村俱乐部、封闭式管理的社区和高档购物中心，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KAEC）将自己定位为该地区重要的制造业和物流中心，以及寻求投资新经济的年轻精英的首选城市。其网站宣称这个项目会“连接社区，可进入红海的原始水域”，坐拥“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的住宅区，以及一个“豪华的Esmerald健康和休闲俱乐部”。与其他4个经济城市一样，这个1000亿美元的大型项目是“沙特2030愿景”(Saudi Vision2030)的一部分，这是一项经济多元化战略，旨在改变该国对石油的依赖。NEOM是这4个项目中最大胆的一个，是一个受硅谷影响、耗资5000亿美元的超大城市，其规模约为纽约市的三十三倍，旨在成为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制造业、媒体和娱乐业的中心。它自称是“人类进步的加速器”，目标是成为包括无人机驱动的出租车在内的自主移动解决方案和由人工智能处理的港口物流等技术的生活实验室——并且完全由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提供动力。
为了促进这些雄心勃勃的新企业的创建和发展，NEOM和KAEC在经济特区(SEZs)内运作，在那里它们享有与该国其他地方不同的商业和贸易法律。这一策略已经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新城市利用且实施，除了为新城市的发展所创造的固有房地产开发以外，有利的立法和税收优惠的结合，都使新型城市更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
那么，我们是如何从开始走到这一步的?虽然在过去的20年里，新城市的发展明显增长，但是从零开始建设城市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从伟大的古代城市开始，我们一直在从无到有地建设城市，比如更近一些时候，在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主义浪潮中，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地区的政府规划。但是，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最近20年的新城市建设浪潮呢? Moser解释说，这是全球环境下独特的现象，包括房地产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的出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的放松管制，以及科技公司在“智能”城市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得新城市的创建吸引了思科、谷歌、微软和IBM等跨国科技公司，它们都对新城市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作为新城市运动的先驱之一，韩国耗资400亿美元的“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就是一个例证。这座城市建在占地600公顷的填海土地上，是思科技术的试验场。思科技术将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连接上了突触，旨在收集实时数据，为松岛市民优化城市生活。
新城市建设的官方理由令人信服，因为这些项目通常被视为发展中刺激经济体增长、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一席之地、甚至重塑其民族身份的机会。从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阿联酋马斯达尔城（Masdar City）”到Eko Atlantic，尼日利亚的“新迪拜”则展现了计算机生成的可视化是如何描绘智能生态城市的乌托邦愿景的，这预示着有一个更现代、更繁荣的未来。然而，创业式城市规划的阴暗面在于，在利益相关者的官方理由与这些发展项目的现实之间，似乎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往往被视为对私营部门和经济精英的投资磁铁。
政府官员和开发商通过购买大片土地并在宣布新城建设时以高价出售来获得巨额收益，这为建筑公司在建设阶段获得自己的那部分利润打开了大门。换句话说，在有人搬进去之前，就已经有很多钱可以赚了，而由于许多单元都是作为投资性房产出售的，要实现入住率目标还远未实现。马来西亚的智慧花园城市布城（Putrajaya）计划吸引35万名游客，目前仅成功接待了9万多名游客。
这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新的总体规划城市实际上是为谁而设计的？随着豪华公寓、乡村俱乐部和高档购物中心的出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城的宣传就是针对经济精英的排他计划。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以混合收入社区和公立学校为特色的新城市。更令人担忧的是，为了给NEOM等总体规划的开发项目让路而发生的强制驱逐，这将使至少2万名Huwaitat部落的成员流离失所，自沙特建国以来，Huwaitat部落就一直居住在该地区。
考虑到这一点，新城市作为生活实验室的潜在角色，能够以新的设计、治理方式和管理城市的形式进行实验，这是否证明它们的创造是合理的呢？虽然全面评估创业型城市化的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关于从零开始所带来的机遇，还是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正如Moser和Cutts在他们为《新城市》（NewCities）撰写的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重新构建城市使我们能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解决全球城市住房短缺和死板的路线规划,推动方面通过性和社会包容性。同时，实施那些将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的做法。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新城市具有独特的潜力，它可以作为国家重塑品牌的工具，也可以作为过去被殖民的国家重新获得和定义自己身份的手段。通过创建yachay知识之城，厄瓜多尔希望重塑自身品牌，推动国家经济从以商品为基础，向全球范围出口知识和创新技术。这个占地4500公顷的多元化项目于2012年启动，包括一个规划中的绿色城市、一个科技园和一所研究型公立大学Yachay科技大学（Yachay Tech）。厄瓜多尔城市总经理Héctor Rodríguez表示，我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对国家发展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但新城市的建设可能是厄瓜多尔重塑其安第斯山脉硅谷形象的关键。
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的新城市会是什么样子?考虑到病毒的大流行给政府预算带来的压力，Moser预计各国和各级政府将热衷于将城市建设的许多方面外包给私营部门。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城市项目热潮，甚至可能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新城市浪潮更大。此外，她预计高收入阶层对封闭式和证券化环境的需求将不断增长——这些环境一定程度上隔绝了城市穷人，以及经济衰退引发的动荡——这可能会给科技公司和开发商带来更多参与新城市建设的机会。这也引发了许多担忧，比如网络安全问题，新兴市场的政府可能会更欢迎科技公司在隐私法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测试其数字基础设施。
到2050年，预计将有68%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新的总体规划城市为城市设计和治理试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可能性。而现有的新城市强调了私营部门的作用重要性动员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他们提出的后果的担忧政府愿意给企业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及怀疑他们的真实动机首先构建它们。在新自由主义和科技巨头的时代，将全新的城市设计成服务于所有社会经济阶层公民的地方——而不是纯粹的盈利机制，这将可能是新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挑战。
译者：黄天怡
本文源自 ArchDaily 一月主题：未来城市。每个月，我们会以文章、访谈、新闻与项目的形式来深度探索一个主题。您可以在此阅读过往月度主题内容。ArchDaily一如既往地欢迎读者的贡献；如果你希望提交一篇文章或项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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